德鲁克：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的社会
编按 | 本文节选自《旁观者》第6章“波拉尼这一家”。编选旨在缩减篇幅，难免损失其精神，原文更动人心弦。德鲁克在一章介绍了老波拉尼夫妇，以及他们的5个子女。卡尔·波拉尼（通常译作波兰尼）的著作《大转型》（又译为《巨变》）中的思想至今依然引发热烈讨论，卡尔的弟弟迈克尔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，后来转向哲学研究，其著作《个人知识》依然是专业领域的经典，影响了杜维明、野中郁次郎等。
在离开会议室时，杂志经理交给他一张当月的薪资支票。波拉尼两手都提着箱子，因此请我先帮他拿一下支票，他好找支笔来签收。支票在我手上，又没放在信封内，我不得不注意到上面的金额。以1927年奥地利的标准来看，这笔钱可是多得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
我们一起坐电车到了位于贫民区的总站，再换另一条线到一处林立着小工厂和仓库的工业区。到了终点，下了车，走过一排破烂的木屋、废车场，还有几个城市共用的垃圾场，最后才来到一栋孤零零的出租旧公寓。下面的楼层都住满了，我们一路爬上五楼，他还提着那两大箱的文件、资料。
终于到顶楼了，一片漆黑。门开了，波拉尼的夫人伊洛娜、丈母娘（一位上了年纪、守寡的匈牙利女伯爵），还有他那8岁的独生女，都出来迎接我们。我们立刻坐下，共进晚餐。这真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食物。这样形容一点都不夸张，因为只有一些存放已久、几乎没有削皮、半生不熟的马铃薯，连人造奶油都没有。这可是他们的“圣诞大餐”呢！
没有人注意到我，他们对食物也是食之泰然。接着，他们家四个人，包括那个小女孩，都吵得脸红脖子粗，说波拉尼赚的钱下个月怎么够付账单。他们需要的数目实在少得可怜，约略只有波拉尼那张支票的一小部分，也比我在汉堡做练习生的所得要少。这么一点钱实在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准。
最后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于是说道：“请原谅我多管闲事。我在离开编辑会议室时，无意中看到波拉尼博士那张支票上的金额。有了这么一笔钱，不是可以过得挺好的吗？”
四个人都闭上了嘴，静默像永恒那么长。然后，他们都转过头来瞪着我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真是好主意！把支票上的钱都用在自己身上！这种事我们可没干过。”
“但是，”我结结巴巴地说，“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”
波拉尼夫人严正地说：“我们可不属于'大部分的人'，我们是头脑清楚的人。维也纳到处都是匈牙利难民，不是为了逃离迫害，就是躲避其后的白色恐怖。好多人都无法赚钱谋生。我先生有能力赚钱，因此把他的支票全数捐出，帮助其他贫苦的匈牙利人，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至于我们所需的生活费，只要他再设法赚一点就可以了。”
卡尔·波拉尼在家里五个孩子中，排行第四，父母一样不是等闲之辈。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，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，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。但是，最叫人叹为观止的，还是他们全家人，起自维多利亚时期的父亲，乃至卡尔和他的小弟迈克尔，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那一辈，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，找寻自由的新社会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，也非属于自由派的，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控的，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。他们一家人，包括做母亲的，虽然都有自己的一条路，目标却是一致的——让我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，追寻同一个圣杯的圆桌武士。
每个人都找到了“答案”，也明白这并不是唯一的解答。从世俗的标准来看，我的确没见过比他们更为成功的一家人。（虽然他们因没能达到自身的期许，而自认是彻底的失败者。）我也没见过有谁像他们一家人那样充满着生命力、有趣，而且精力充沛。在我和他们一家四五个人接触之后，发现卡尔尤为其中的佼佼者，他不但最让人好奇，而且是家中最有活力的人。
……
在1939年的春天，我出版了第一本重要的著作《经济人的末日》，试着分析纳粹主义之根，并论及欧洲自由主义和人道传统的式微。
事实上，多年来我一直在构思（另外）一本书，从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掌权时起，我就开始思索，想写一本探讨未来而非过去的书，讨论以后政治与社会整合的问题，并假定希特勒终将被击溃。到了1940年，我才开始动笔，两年后，终于出版了，书名为《工业人的未来》。一开始是以社会迈向组织型的社会（也就是现在所谓的“后工业社会”）为讨论的焦点，以及有关这组织型社会的情况、功能、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组织管理的种种问题；这些都是二战后世界将要面对的主要课题。
《工业人的未来》提出的要点，现在看来几乎是稀松平常，但却是第一本处理这样主题的书，书中论及：企业体或任何组织，就是一个经济有机体，可说是社会组织，是一个集体，也是个社会。我对机构管理的兴趣，也从这本书起奠定基础，使我开始注意管理的问题。也因为这本书，几年后通用汽车公司请我分析其高层组织结构和公司政策。我的第一本“管理专著”——《公司的概念》也因此而诞生，成书时间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，出版则是在1946年。之后，我的写作方向大抵是以社会、政治和管理为主。
在佛蒙特的那个夏天，我正埋首于《工业人的未来》一书的草稿，并准备拿卡尔来试试我的理念。他和平常一样感兴趣，给我许多鼓励，也很热忱，却不认同我所谓的“保守的写作态度”。这使得他必须把自己的想法澄清一下。很快地，卡尔自己和我终于明白，在卡尔的脑中也有一部巨著正在酝酿之中，虽然仍片片断断、杂乱无章，而且没有焦点，但已有了雏形，只要他有时间和财力支援，一两年之内成书应该不成问题。
……
一年后，1942年夏天，我也搬到本宁顿，正式在那儿任教，《工业人的未来》也定稿了。卡尔那时才开始动笔写书……后来，这本书成了他唯一完成的书。
在《大转型》一书中，卡尔试图重写工业革命的历史。他论道，使英国社会和经济产生变革的原因，不是机器或是先前世界贸易突然蓬勃所致，也非由于“农业革命”产生的过剩资本，而是由于市场系统的延伸、超越货品贸易和资本交易的“供需法则”，加上其他两项“生产的主因”，也就是土地与劳力，特别是后者，亦即就业以及人民的生计。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主题，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争议。
然而，对卡尔而言，经济史只是一种工具，一则用来替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，一则寻找能提供经济发展、安定、自由和平等的社会。他认为，《大转型》一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发展出的经济和社会融合的理论模式。他的目的是要说明，市场并非唯一可能的经济体系，也未必是最先进的一种，此外，还有另一个选择，和经济、社群互相调和，并使经济成长和个人自由并行而不悖。
卡尔论述道，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得利用市场来交易货品、分配资金，但是绝不可用市场来分配土地或劳力。不管就互惠还是就重新分配而言，应运用的是社会和政治原则，而非根据经济法则。事实上，《大转型》正提到：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把市场放在外边。在整合国外的、长距离的贸易方面，市场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原则，但是社会内的社群和其间的人际关系必须提防市场的破坏力。
不管卡尔所重写的现代史是否为人接受（社会学家大抵觉得可以，经济学家却难以接受），自从年轻的马克思提出生计（经济）和生存（社群）之间关系的问题以来，卡尔是少数以新颖和创新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的，不但反资本主义，也反马克思主义。如果我们探讨经济学的结构理论，可发现这个我们仍迫切需要的理论，正利用卡尔·波拉尼指出的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，也就是重新分配、互惠和市场交易。这些分类就是《大转型》一书最大的贡献，然而在当时却只有少数几个人注意到。
对他而言，不管是史前史还是文化人类学仍次于他所追求的“另一个选择”，也就是寻找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健全社会。他真正想在经济史里找到的是一把未来之钥。然而……他越深入史前史，研究原始经济，深究古典和古典前的遗产，那个美好的、“非市场”的社会，就越来越遥不可及。
卡尔曾经为古代的达荷美黑人王国深深吸引。他们建立了一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安定社会和健全经济；市场贸易仅限于进出口，和内在经济严格分离。然而，他接着发现的，却让他震慑不已——原来这种安定正是基于奴隶的贩卖与交易。
事实上，他偶然发现的这一点，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了。原本爱好自由和和谐的黑色种族社会，之所以有奴隶的贩卖和掠夺等事情，都是由邪恶的外来者（例如东方的阿拉伯人和西方的白人）用强力造成的——这一点实在是个错误。引进奴隶的正是黑人国王与首领自己，他们组织、训练这些奴隶，并支持掠夺奴隶的行动。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一方面是为了削弱非自己种族或王国的敌人，或毁灭他们，另一方面是想获得枪支等交易货品以统治自己的臣民，但是最主要的原因，还是为了维系这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社群的内在安定。
卡尔研究16、17世纪的西非到古典希腊，也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时，又受到同样的震撼——正是奴隶制度和有组织的奴隶掠夺，让这些奴隶对抗自己的种族、自己的语言以及自己的血肉，因此希腊城邦，特别是雅典才能得到经济发展和自由，建立一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而非市场的经济体制，并制定社群内的关系，把劳力放在市场的体制之外。
……
后来，他继续进行研究，例如近东地区的古文明和中国的汉朝，但著作却越来越少。到他几近80岁离开人世时，他已把20年前在《大转型》一书中做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每次，有人听我说起波拉尼家的事，总会说：“你何不以他们的生平写一本书？”这一家人的确是相当独特，无疑地，是我所见最特别，也是最富才华的一家人。然而，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生平事迹，而是他们的理想和挫败。他们家每一个人都极有成就，却没有达成理想。他们都相信经由社会得到的救赎，最后却放弃了社会，而深深失望。
波拉尼这一家，尽管天赋过人，却只是些有趣的小角色。重要的是，他们的挫败象征着近200年来，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［即使不是从更早100年的霍布斯（Hobbes）和洛克（Locke）算起］，西方人追寻的落空——亦即追寻一种完美的“公民宗教”，或是追寻一个十全十美的，或是完善的社会，却不得其果。
我则愿意以一个充裕、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，也就是我在《工业人的未来》一书中提到的。卡尔从前批评这是一种懦弱的妥协，而嗤之以鼻。然而，这么一个社会也许是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的一个。我们可以借着付出一点代价，亦即借由市场的分裂、分隔和疏离来维系自由。为了个人，冲突、冒险以及走向多元化等代价也是我们可以付出的。在这样一个社会或许我们可以小恶，而不以大善为主要的考虑。
这可能指社会以及人间善恶诸神已成为次要，社会组织也不再重要，正如“完美的宗教”在日渐凋零的社会时代里一样，已不再引起争议。
在“完美的社会”这种观念仍主宰一切的今天，要追寻这种社会，可能会使我们的世界陷于无法容忍，完全失去自由，或是引发自我毁灭的战争——这些听来可能还很遥远。鉴往知来，在16世纪末期与17世纪初，整个世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无法在天主教和新教间找到合成的可能性，他们的失败预示了50年后“完美的宗教时代”的结束。因此，波拉尼这一门英杰寻觅的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选择，最后遭到失败，也许就是预示了“完美的社会时代”的结束。
在非常短暂的50年中，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为组织型社会，也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。在这样的社会中，所有重要的社会任务都委托大型组织来经营运作：从经济物品生产到卫生保健服务，从社会保障与福利到教育系统……
在犹如晶体结构一样的社会中，这样的意识巨变容易引发人们的愤怒反应，人们会高呼：“打倒组织！”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反应。这样的反应不会给自治组织在职能和运作上带来自由，反而会导致极权专制。
如果在组织多元化的社会中，组织不能实现负责任的自主权，那么我们将不可能拥有个人主义，我们将不可能拥有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。
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，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、独立自治地、高绩效地运作，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。有绩效的、负责任的管理，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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